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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小辛庄村就看到，在村的西北角坐落着一片新建的二层小楼。这14座小楼一家比一家气派：高高的院墙，漆黑的大铁门，大理石贴面的门脸，小楼通体镶贴着外墙砖，处处透露着户主的富足。大概是因为这片小楼的户主都是村里民营企业的老板们，因此，村民称这片楼区叫“老板区”。记者随意走进一家楼院，连院子地面都是水泥方砖铺成的；宽大明亮的玻璃门窗，栏杆、扶手都是不锈钢的；装饰豪华宽敞的客厅里摆着沙发、茶几、高低柜，大彩电、音响、冰箱等现代化的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卧室里，席梦思双人床上罩着床罩，落地大窗帘遮住宽大的玻璃窗显得十分静谧；厨房里的灶台上安装着液化气灶，卫生间里安装着坐便器、澡盆。家具、设施比城市居民都讲究。和女主人攀谈起来才知道，她家开漂染厂已七八年了，家里还有小轿车。“就拿东方漂染厂老板来说吧，80多万在辛集市买的二层小别墅，20多万买的小汽车，自费送孩子在英国念书。反正在俺村能拿出200万的户不是十户八户的。”村主任赵宽仁说。
100多户中等户吃穿不愁钱够花与老板区的小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村里的其它住宅还都是平房。当然，其中也有的平房建得比较讲究。在村里恰遇赵建宁的妻子刚赶集回来，当记者说明来意后她热情地把我们领到了她家。穿过一道大铁门，宽绰的院里也挺干净，高高的房基上盖着五大间水泥混凝土浇顶、内带厨房、卫生间的套间北房，大窗宽门，玻璃明亮，客厅里的装饰和摆设也很讲究。和她攀谈起来才知道，她家在一家纺织厂入着一些股份，丈夫在厂里算是分管一方面工作的管事儿的；她在家除了种地、照顾家务外，农闲时也在厂里打短工，一天挣个八九块钱。问起她家一年的收入，她说：“种种家里的地，粮食吃不清；厂里每年能分两万块钱的红，钱不多也够花了。”村副支书赵顺星接过话茬儿说：“在各厂入股的小股东在俺村大概也有100多户。还有一些村民自己开着小卖部、小饭馆，买辆农用汽车跑运输，做个小买卖，这样的也占四五十户。这些户吃有粮、穿有衣、钱也够花，日子过得都不错。”
2／3的农户吃粮不缺花钱愁在村里巡看，绝大多数农户的房屋还是普通民房。记者转身迈进村民赵士锁家。不过人高的院墙是用砖干插缝儿垛起来的，只是留了个豁口用竹板儿做了一个栅栏算是院门了。院子里堆放着一些棉花秆和树枝看来是等着用来做饭的，靠院墙搭着低矮的棚子是鸡窝鸭舍了，院中间停着一辆像是报废的小拖拉机拖斗。4间北房虽是砖到顶，但显得低矮和狭窄，前檐下已被烟熏得黑黝黝的；做饭的土炉子垒在堂屋里，墙根下放着水缸、切菜板和盛米面的大盆小罐。
49岁的赵士锁看上去像有小六十，倒很壮实。小儿子在里屋拧着放在床头的一台18英寸的电视机在找电视节目。在拉家常中记者了解到，他家4口人，夫妻俩在家种地，大儿子在辛集打工，小儿子还在上学。他家除了种自家的7亩承包地外还租种着别人4亩地，地里种着3亩桃树还没到盛果期，其它地就是种着小麦、玉米和棉花。“4亩地种小麦、玉米，每年打的小麦除了吃，粜2000斤，按眼下的价儿卖1600块钱；玉米粜3000斤，能卖1800块钱。种3亩棉花，一亩产500斤籽棉，去年价高，卖了4500元。农闲时，我就卖糖葫芦赚个零花钱儿。大儿子打工一个月才挣500块钱，除了住宿、吃饭剩下200块钱就不错了。别的没什么收入。”当记者问起他家的收入时，赵士锁一笔一笔算着账。“可花销大呀。种地要买种子、化肥、农药，浇水、耕种、收割也得掏费；小儿子上学也要花钱；家里的杂花也很厉害，亲戚朋友、街坊邻居家过红白喜事也得掏钱，一年紧省慢细也余不下几个钱。当初盖这处房子就是借的钱，这几年一年还一点儿，刚还清。大儿子都22岁了，要给他准备结婚，没有两万下不来；两个儿子，好歹还得盖一座房，没有三四万盖不起来。一想这，心里就发愁。”他的老伴无奈地说。“在俺村人均年收入3600元，要说够也够了。不过，盖小楼、买小汽车的企业老板他们家的人口只占全村总人口的4％，而人均收入大几万；在厂里入着股的小股东和自己有个小摊儿或干个小买卖的中等户，人口能占全村户的30％，人均收入自己能保住自己；而靠种地和在厂里打工的户的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66％，说实线元左右。可全村一平均，富户把普通户的人均收入一下子带起来了，全村人均3600元。”赵士存实实在在地说。
小辛庄村富裕、中等和普通三个层次家庭的人口比例构成的是一个正金字塔，而三个层次家庭的收入则构成一个倒金字塔，两个金字塔合起来得出了一个并不假的“人均3600元”。不假的“人均3600元”掩盖了真实：大多数农民并不富裕。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出，许多纯农户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实际上，农村中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固然，农村中的一些能人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富裕了起来，但他们仅是农村中的少数，而大多数农民生活并不富裕。这就是数字背后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