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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启蒙是在中西方交流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相比于明末清初时通过贸易形式进行文化交流，晚清民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方式上都要丰富得多。由中国学者创办的英文期刊《天下》月刊涉及书法、美术、雕刻、建筑、园林等内容，主动系统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文化；由朱启钤兴办的中国营造学社延聘和资助了梁思成、刘敦桢等学兼中西的学者参与研究，通过古代建筑实例的调查测绘和中外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为中国造园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此背景下，本土传统园林研究的持续与部分外国园林观念的引入构成了中国园林发展的内外2种动因。中国近代园林的发展因此跨越了创新变革的鸿沟，逐渐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皇家园林由于社会制度的变更而发生了性质上的转变，近代城市公园、租界园林、侨商园林等新的园林类型陆续出现，在园林中往往会见到西方文化的影子，甚至出现了一些所谓中西合璧的园林。

　　1842年第一次战争结束后，中国进入了开埠时代。最早从南部的广州、福州等沿海城市开始，一路沿宁波、上海北上，后至天津等地；稍晚有南京、九江、汉口等长江沿线城市，直至重庆开埠，此时距沿海第一批城市开埠已近半个世纪。在此期间，西方列强开始在这些城市中设立租界并建设公园，1868年在上海公共租界中建造了中国首座公共花园外滩公园，后又陆续建造了虹口公园、法国公园（现为复兴公园）、非斯尔公园（现为中山公园）。这些租界公园虽然限制国人使用，但是将西方已日益成熟的“公园”带进了中国，丰富了园林类型、引入了外来技艺，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中国风景园林行业泰斗孙筱祥先生的经典之作花港观鱼公园在设计手法上也受到了部分租界公园的影响，在营造中国传统园林中植物主题特色的同时，融入了英国自然风景园中的疏林草地等元素。

　　2021年4月6日，正逢厦门大学建校100周年，陈嘉庚先生的长孙出席了校庆活动并为百年厦大献上了诚挚的祝贺。其祖父陈嘉庚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他一生热心捐资兴学，在回国后陆续创办了集美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陈先生虽然不是风景园林师，但是他把新加坡的城市建设经验带回中国，对中国风景园林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此外，他本人也参与到校园的规划中，提出了集约用地、合理布局等建设性意见。中国近代史上有许多像陈先生这样的有识之士，将其所学应用于实践，为中国风景园林的建设与发展贡献了力量。如19世纪末左宗棠于西北边陲之地开展酒泉名胜的公园建设，20世纪初，林则徐主持疏浚福州西湖并修建公园，以及朱启钤改建皇家社稷坛为北京第一座公园。这些早期真正由中国人亲自修建、具备现代公共服务性质的公园推动了近代城市园林的发展，留下了宝贵财富。

　　纵观中西方园林交流的历史，自17世纪地理大发现开始至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欧洲“中国热”和中国园林的近代转型2次事件持续时间较长且影响显著。19世纪之前，中国园林通过商业、宗教等途径传到了西方世界并掀起热潮，中式园林不仅出现于海外的休闲娱乐空间中，还启发了自然风景园的产生，推动了西方园林艺术的发展。20世纪初，国内外学术研究缺乏导致西方设计师和民众对中国园林的认识有限，阻碍了其在海外的进一步传播。在此背景下，近代中国园林研究先驱们对于传统园林不遗余力的探寻、记载和推介，促成了中国园林的传承与传播。童寯先生的《中国园林——以江苏、浙江两省园林为主》是第一篇由中国学者撰写、向海外详尽介绍中国园林的英文文章，他将其放在世界园林体系的大环境中进行比较研究，为当时国际学者开展中国园林研究奠定了基础。童寯先生的文章还影响到了瑞典学者喜龙仁（Osvald Sirén），喜龙仁的著作《中国园林》对中国园林的考察首开先河，被视为西方学界关于中国园林的第一部系统性著作。自此，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投身此列，他们致力于中国园林的研究并借此发声，以期向世界展现中国园林的真实面貌。

　　回望近代中国，无数先辈砥砺山河、笃行不怠，准确认识和把握了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从西学东渐到师夷长技，中国逐步与世界并轨，近代园林在2种异质文化的碰撞中留下了独特的历史与艺术价值。此后，中西方交流未再有过彻底中断，随着世界格局变迁和中国文化的复兴，中西方园林文化的对话形式也历经几番更新，一部分古典园林名扬海外，一部分当代园林兼容并蓄，前者在受众层面拓宽，后者向创新层面纵深，二者并举，协同发展，这样的发展势头，可谓方兴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