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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一年的重华宫茶宴联句即以“宁寿宫落成”为题，其中，倪承宽赋诗禊赏亭：“春禊赏寻书法妍，胪讵参差诧昆阆。期惟曼羡轶乔佺，诗言其志祝同效。”[1]十七年后（1793），乾隆帝又特为禊赏亭作诗一首：“有石巉巗有竹攅，流觞亭里石渠盘。他年辽待临王帖，视昔由今正好观。”[2]两诗中的“书法”、“王帖”均点明禊赏亭与王羲之《兰亭集序》书法作品的密切关系。对兰亭的喜爱贯穿了乾隆的一生，宫廷内以兰亭为主题的器物涵盖了书法、绘画、瓷器、玉器、织绣、玺印、文房、家具等多种类型[3]，禊赏亭也可视作这一主题的空间纪念物。
王其亨等学者指出，禊赏亭虽是乾隆花园西侧的小型景观建筑，但对于花园的整体立意却至关重要，“无论在援名用典、布局和造型处理等，都蕴涵着深永而微妙的意向，堪称点睛之笔。”禊赏亭与第二进院落的主体建筑“遂初堂”在名称上也相互呼应。兰亭雅集中，王羲之为兰亭诗集作序，孙绰作跋，而遂初之名正出自孙绰代表作《遂初赋》。由禊赏以致遂初，乾隆帝以宁寿宫花园为兰亭雅集空间纪念物的设计理念愈发明晰，其归政隐居的思想也得到彰显[4]。
（3）方法论。乾隆花园建筑群的原状陈设研究存在普遍的困境，即建筑的典型时期毫无疑问应是乾隆朝，但现存陈设档时代较晚。如何运用较晚时期的材料复原较早时期的陈设？本文以禊赏亭为例，通过活计档、奏销档、御制诗等时间节点明确的辅助材料，逐一考察晚期陈设档所载器物的制作和安设时间，弥补早期陈设档的缺失，再结合具体文物的考察，实现对典型时期原状陈设的复原。这一研究方法可为乾隆花园乃至清代早中期宫殿建筑的陈设复原提供参考。
粘修之前的禊赏亭仍属于乾隆时期的风貌。从“三间”来看，建筑空间划分与今日无异。其“竹式罩”的样式也与今日槅扇相类。而“五槽”之数，也说明因其北面有廊连接旭辉庭，故北山隔扇仅为两槽，而南山三槽。但对比今日建筑尺度，文献所记横扇与纵扇的数据可能正好颠倒，应是“横安十八扇，各长一尺三寸，均宽四寸五分”，“纵安三十扇，各长二尺四寸，均宽四寸五分”。并且，从所有横扇均为同一规格来看，乾隆时期禊赏亭南北山墙的三间划分应是等距的，与今日明间大于两侧的情况不同。（图3）
今日所见禊赏亭，其建筑装修及周边环境共同烘托出“暮春之初”、“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流觞曲水”的兰亭主题。其中，彩画部分虽为民国十四年（1925）重绘[16]，但仍使用花卉题材为主的苏式彩画，反映出“暮春之初”时节特征。亭北、东、南三面的叠石，烘托出“崇山峻岭”的环境特征。石质望柱、栏板与门窗槅扇的装饰均以“竹”为主题，暗示“茂林修竹”之境。东部抱厦下的流杯池，则代表着“流觞曲水”的主题活动。（图4）
为盛放八个手卷，特命造办处制作了“兰亭八柱插屏匣”。经过几轮的修改，最终成做的插屏匣正面八个抽屉，自下而上分别题为“虞世南临兰亭帖（画禅室石渠宝笈上等）”、“禇遂良摹兰亭帖（续入石渠宝笈上等）”、“冯承素摹兰亭帖（续入石渠宝笈上等）”、“柳公权书兰亭诗并后序（养心殿石渠宝笈上等）”、“内府钩填戏鸿堂刻柳公权书兰亭诗原本”、“于敏中补戏鸿堂刻柳公权书兰亭诗阙笔”、“董其昌临柳公权书兰亭诗（续入石渠宝笈上等）”、“御临董其昌仿柳公权书兰亭诗”[23]。前述董卷和乾隆御临董卷分别纳为第七卷和第八卷。抽屉两侧刻御制对联一副“叙诗荟美由今昔，临写存真在晋唐”。背面由贾全雕刻《兰亭记图》，图中刻绘了兰亭雅集的主要人物并标注姓名。左上角题有御制诗一首：“赚来自萧翼，举出本元龄。真已堂堂佚，搨犹字字馨。谁知联后璧，原赖弃前型。恰尔排八柱，居然承一亭。擎天徒躗语，特地示真形。摹固得骨髓，书犹辟径庭。董临传聚散，于补惜凋零。殿以几余笔，艺林嘉线 兰亭八柱插屏匣（故宫博物院藏）
这种于流杯亭内陈设兰亭刻石的形式，同样见于圆明园坐石临流的“兰亭八柱亭”。嘉庆帝赋诗此景曰：“修褉清游晋永和，仿成亭子俯平坡。山屏镂刻图全展，石柱周环帖遍罗。曲水纡回通别渚，茂林幽邃荫崇阿。岂同觞咏怀今昔，几暇肩舆偶一过。”[26]此诗作于嘉庆元年（1796），反映的仍是乾隆时期兰亭八柱亭的情形。诗中记载的“山屏”和“石柱”今存北京中山公园。（图8）据作者现场考察，石屏一面雕刻《兰亭记图》，与前述“兰亭八柱插屏匣”背面图案一致。另一面刊刻乾隆御制诗三首，第一首落款“己亥”，显示创作时间为乾隆四十四年，说明石屏的制作不早于此。（图9）周围环绕石柱八根，每根上刻“兰亭八柱”之一。
在光绪档（陈540）中，对道光档记载过的六件器物均标注“对过”，其余标注“现设”，表明该档案在造册时，同时参照了道光档和现场实物。鉴于如意、容镜、痰盆、股扇等器物通常陈设于宝座之上，而禊赏亭宝座（罗汉床）在乾隆四十一年档案中已经出现，故推测道光档实际上并不记录家具等非器物类的陈设。并且，从光绪档来看，不载于道光档的器物大多状态不佳（文中记为“破坏”、“不全”），想必陈设时间已经较长。可以推测，除去铜壶、方樽及一对英石山子无法确定外，其余陈设至少从道光时期一直延续到光绪时期。
那么，道光时期的陈设是延续乾隆时期的旧物，还是后期的改陈或增设？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对禊赏亭陈设的类型进行分析。从光绪档来看，禊赏亭的陈设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普遍存在于宫廷建筑内部的陈设物，如屏风、宝座（上设如意、容镜、痰盆、股扇等）、香几（上设古或仿古器物）等，可称为“一般陈设”；一类是陈设于建筑外部的器物，如匾额、对联、石山等，可称为“室外陈设”；这两类均可视作程式化的陈设物。值得注意的是区别于以上两类的陈设物，也即承载该建筑独特功能及文化蕴含的器物，本文称其为“特殊陈设”，对于禊赏亭而言，是“铜掐丝珐琅绣墩十二个”、“五彩漆仙人十一个”和“银镀金杯十一个”。（表1）下文将着重讨论三者的具体内容及安设时间。
以上多处流杯亭制作捧杯仙人的记录显示，除养性斋流杯亭为首次成做外，其余流杯亭均为仿制，也即所有仙人的形制均应相似，想必这也与流杯池有固定的建筑法式相关[36]。这些捧杯仙人的具体情况，可参看嘉庆十二年（1807）拆盖清夏斋流杯亭时新作仙人的档案。文献显示，每件仙人由莲花托（径五寸八分、高一寸九分）、莲蓬（应嵌于莲花托中部，径三寸二分、高一寸四分），木质身体（高三寸七分、宽二寸七分、厚二寸三分）和象牙头部（高一寸五分、宽一寸、厚八分）构成，即一件总高约八寸五分（合27.2厘米）、最宽处约五寸八分（18.56厘米）的漆木塑像：
前文所引乾隆四十一年倪承宽诗谈到了“乔佺”，“乔”即王子乔，西汉刘向《列仙传》载其为“乘鹤仙人”：“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至时，果乘白鹤驻山头。”[39]“佺”则指“偓佺”，《列仙传》载其为“采药仙人”：“偓佺者，槐山采药父也。好食松实。形体生毛，长数寸。两目更方，能飞行逐走马。”[40]“乔”、“佺”并称，显然是用以指代仙人。然而倪承宽作此诗时，禊赏亭仙人陈设尚未成作，诗中的乔佺应不是指捧杯仙人。而诗中又说“诗言其志”，故此处的仙人应是指代兰亭雅集中的人物。
十一诗人之数与十一仙人吻合。那么，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即乾隆四十四年做成的禊赏亭捧杯仙人，虽然在数量和形式上与乾隆六年避暑山庄仙人相同，但其内涵却发生了变化？从活计档有关仙人“改脸”的记载来看，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禊赏亭的设计构思，应早于乾隆三十七年，与乾隆三十五年董其昌全卷的发现与拼合处于同一时期。而内部陈设的完成，则应晚于仙人成做的乾隆四十四年，这与合编兰亭八柱的时间重合。董卷的拼合，可视作兰亭八柱工程的开始，八柱的合编，则意味着这一工程的完成。极有可能的是，禊赏亭和坐石临流两处流杯亭，分别作为这一头一尾两个重要事件的纪念碑。也正因如此，禊赏亭和坐石临流均采用“兰亭刻石+十一仙人”的陈设模式，与乾隆初年养性斋、瀛台、避暑山庄的流杯亭陈设模式有所不同。区别在于，禊赏亭的刻石仅为“兰亭八柱”第八的内容，而坐石临流的刻石则包含了“兰亭八柱”的全部。
禊赏亭融合叠石堆山、茂林修竹、御笔刻石、曲水流觞、仙人捧杯等元素，用空间的语汇再现了兰亭修禊这一历史文化盛事。十一仙人作为兰亭雅集中十一诗人的象征，被安放在流觞曲水之畔，手捧金杯，正如永和九年兰亭雅集中的场景。（图12）问题是，为何不是十一绣墩配十一仙人？这多出来的一个绣墩究竟为谁而设？答案很显然，能与十一位留名青史的诗人平起平坐的，自然是一生作诗四万余首的乾隆帝。这第十二个绣墩，正是留给这座花园的主人。
五、结论与讨论至此，本文已明确禊赏亭中的“五彩漆仙人十一个”、“银镀金杯十一个”和“铜掐丝珐琅绣墩十二个”为乾隆时期的陈设物。而乾隆四十一年制作铺垫时提到的“罗汉床”应即陈设档中的“紫檀大理石文榻”。由此可以推测，光绪档所记载的陈设器物，不仅可以上溯到道光时期，还可进一步上溯至乾隆时期。这说明光绪二十年的落架重建，既未改变禊赏亭的建筑形制，也未对内部陈设有大的改动。从光绪档的行文顺序来看，其所载器物的分布是由内及外的，即文榻及其上器物位于亭内明间，一对香几及其上器物在文榻两侧，十二绣墩很可能在东西进间，十一仙人手捧银镀金杯，立于流杯池的水道中，通水后或可浮动。一对英石山子和一副铜字对联则位于亭外的地面和柱上。（图13）
禊赏亭是外部环境、建筑本体与内部陈设相结合的绝佳案例，但却并非孤例。乾隆时期，紫禁城养性斋、西苑瀛台、热河避暑山庄和圆明园等处均设置流杯亭，其建筑形式和陈设主题也比较类似。早期流杯亭安设“福禄寿三星+男八仙+女八仙”（养性斋）、“女八仙”（瀛台）、“福禄寿三星+男八仙”（避暑山庄），或可称之为“仙人模式”，寄托的是求福求寿的心愿。而中后期宁寿宫、圆明园的流杯亭，不再使用“仙人模式”，而是改为“兰亭刻石+十一诗人”，彰显的是文人隐逸的思想。从“仙人”到“诗人”，近四十年光阴带给乾隆帝的，不止文化领域的建树，更有空间审美的进益。
[6]如卢绳：《北京故宫乾隆花园》，《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6期，第36-41页；许以林：《宁寿宫的花园庭院》，《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年第1期，第70-80页；李乾朗：《禊赏亭》，《紫禁城》，2011年第9期，第27-29页；倪斌、李大平：《宁寿宫花园园林设计思想流源与建筑形制变异》，《紫禁城》，2011年第11期，第18-21页；张淑娴：《建福宫花园和宁寿宫花园：乾隆皇帝的造园理论和实践》，《故宫学刊》，2012年第1期，第107-122页；王时伟、刘畅：《金界楼台思训画 碧城鸾鹤义山诗：如诗如画的乾隆花园》，《紫禁城》，2014年第6期，第33-59页；李越：《从乾隆花园的营建技艺看一代皇帝的审美取向和艺术追求》，《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19年第4期，第31-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