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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特色发展路径决定了新城新区和巨型城市项目在中国城镇景观中的压倒性地位。中国的9亿城镇人口，绝大多数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规划和设计的新城新区之中。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业卫星镇和工矿新城，到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特区、城市新中心CBD、开发区、高科技园区、大学城，以及近些年来的高铁新城、空港新区、生态低碳新城等等，这些新城新区无一不在提供新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同时，塑造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都市文化和城市空间。本期主题试图追溯新城新区设计的理想原型及其在全球城市化空间中的迁徙和变化，探讨制度、资本与社会文化对其空间逻辑的影响。
林中杰从历史与批判的角度追溯苏州工业园区的城市规划及其开发历程的若干历史节点，分析新城城市设计在场所和形象营造方面的双重作用。侯丽着眼于总结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目标与设计理念互动之下的新城建设实践，以深圳华侨城作为个案去探究田园城市设计理念的全球传播与地方转型。周颖追溯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香港西九龙的发展历程，阐述了利用填海造地打造从基础设施到旅游文化，再到以公共利益为文化载体的超大城市项目的发展谱系。司徒安卓通过对20世纪末的美国加州尔湾、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深圳和当代新加坡三个创新型新城的考察，探讨了新区城市设计中经典“创新基因”可能的作用与传承。乔纳森·巴奈特聚焦巴塞罗那绿色城市更新的历史背景、实施过程及其对城市空间和居民生活方式的影响，揭示了将城市街道改造为绿色开放空间的必要性和可能路径。
香港西九龙如今以其文化区而闻名，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M+和戏曲中心等是千禧年来流行的，以标志性建筑为文化引领来驱动的超大城市项目的代表。文章从整体上详细阐述了利用填海造地实现超大城市项目的发展谱系。自2010年以来，该地区因文化场馆的落成而广为人知，然而它最初是以基础设施为开发导向，来确保特别行政区经济繁荣的项目。文章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九龙不同地块的发展联系起来，追溯这一项目从基础设施到旅游文化，再到以公共利益为文化载体的演变过程。
西九龙是大型基础设施战略填海产生的副产品，其主旨是促进香港回归后的发展。这种渐进式和阶段性的实现方式（以最著名的文化区为典型代表），揭示出特别行政区发展愿景的一种转变。在物质层面，香港超大城市项目的开发体现出其经济转型的三个不同阶段的空间耦合。尽管基础设施效率优先性仍处于主导地位，这也是港英政府时期经济成功的标志，但本文将以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08年成立为例，分析文化主导和创意城市等语境逐渐实现的过程。然而，临时性的规划导致文化区与邻近建成略早的九龙高铁站、略晚的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XRL）和柯士甸站之间的脱节，也隔离了与佐敦老城区的联系。
的机会，车站成为高密度城市的枢纽3。20世纪70年代以来，港铁一直在扩大其“公共交通导向的开发模式”（TODs），起初上盖仅寥寥数栋住宅塔楼，逐渐发展到被大型商业裙楼所覆盖。因此，九龙站是机场核心计划的填海地区的首个大型TOD项目。TFP引用了勒·柯布西耶的瓦赞规划（Plan Voisin）来佐证这一超级项目的雄心。[2]在其方案中，九龙站是填海区中一系列规模相似的，通过桥梁进行连接的超级街区中基座塔楼的一部分（图2），规划在尖沙咀（TST）以西、南北向的填海带的九龙角（Kowloon Point）新区。
九龙站的总开发面积达106万m2，包括16栋住宅塔楼内的8 809个居住单元，2家酒店，以及118层的环球贸易广场（ICC）大楼（含231 778 m2办公面积和82 750 m2的圆方购物中心），城市学者李士桥称其为“金融建筑”的典型代表。[3]该项目也体现出香港产权的垂直层次，即：地铁、机场快线及隧道位于底层，港铁与新鸿基共同持有的购物中心在上层，顶层为私人住宅楼。西九龙文化区也具有这种基础设施倾向的，产权垂直层次的特征。
作为十人评审团主席，兼任彼时普利兹克奖评选主席的雅各布·罗斯柴尔德勋爵（Lord Jacob Rothschild）赞扬福斯特设计的连续玻璃屋顶极具特点，屋顶覆盖了整个场地，[10]从东侧地上5层高度上升到西侧的15层。在这座巨型结构下，起伏的岸线%，勾勒出一个横贯东西的连续性绿地公园。在西端，福斯特建筑事务所采用了世纪之交的设计语言，利用数字绘图和渲染工具，在填海区内开辟出停泊港湾，上面覆盖着高低起伏的分体玻璃屋顶。在九龙站开发商新鸿基地产公司的支持下，该方案将可延展的绿地与车站屋顶相结合，用1 km长的楼梯将九龙站至海滨的三层高差连接起来。这个可延展的独特大屋顶让人联想到福斯特早期与美国建筑师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的合作，后者曾因设想用直径3 km的圆顶覆盖曼哈顿以调节天气和控制污染而闻名。13西九龙竞赛评审团称，“巨型天篷将成为香港的显著地标”[9]。特区政府在宣布福斯特事务所的巨型天篷设计赢得2001年概念竞赛后，于2003年9月启动常规招标流程，寻求单一实体参与西九龙开发权的竞标。2003年9月，时任政务司司长就西九文化区开发案宣布了一次“提案邀请”（IFP），2004年3月相关提案陆续提交；项目计划于2006年4月动工，所有场馆于2012年投入运营。各邀请提案需编制初步总体规划，涵盖清单所列的核心观演场馆和视觉艺术中心，14以及覆盖至少55%开发区域的天篷，同时提交技术、财务和运营方案。
政府强调，邀请私营企业参与项目融资和建设的做法“符合我们‘小政府’的理念”[12]。2003年SARS流行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使政府更加转向私营企业。诸多开发要求，例如50年开发租期，大面积覆盖的天篷，以及39%文化设施、21%零售、17%办公、16%住宅的明确策划，使得2004年6月收到的五份提案不出所料均出自香港最大的开发商团队，包括长江实业、新鸿基地产、恒基地产、信和集团、九龙仓、嘉际和太古地产（图4）。4. 文化区的设计
则委托凯达环球（Aedas）、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让·努维尔（Jean Nouvel）和赫尔佐格与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等设计公司，设计出一个有屋顶绿化的变形虫般形态的文化设施。恒基地产成立了World City Cultural Park并委托西萨·佩里（Cesar Pelli）、丹下健三（Tange Associates）、美国HOK Sport 和捷得（Jerde Partnership）等设计公司作为其设计合作伙伴。[14]太古地产委托弗兰克·盖里设计博物馆，但因其设计中没有“大屋顶”而被淘汰。考虑到房地产经济的现实，所有提案的容积率都超过了要求的1.81 。162006年2月，特区政府转变立场并终止了提案邀请。[16]2007年6月，咨询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建议报告，
福斯特的“城市公园”方案保留了西九文化区以西的一个大型公园，以及与九龙公园相连的南部滨水带，正如其名。效果图强调该公园可连接步行系统，作为第二条轴线的东西向步行道路是该方案的人工景观和公共空间，其南北两侧各设有两排建筑，每排建筑用地沿东西向宽达100~130 m。其北面朝向九龙站一侧安排商业和住宅功能，南面朝向海滨的建筑则是低矮的大体量文化设施。另有两个广场与步行轴线斜切，一个斜向联系未来的广深港高铁，另一个则向北连接至九龙站的桥。该方案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将汽车交通和行人通道做垂直分离，将高速公路和停车场沉入步行节点和公园以下。这种将基础设施隐藏在绿地和城市之下的做法延续了福斯特2002年和2004年的两版方案。大屋顶单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贯穿整个西九龙文化区的巨大裙楼基座。
戏曲中心首先建成。2012年3月设计方案征集启动，50份方案中有5份突围，包括福斯特与香港构诗建筑事务所，荷兰麦肯努建筑事务所（Mecanoo）携手利安顾问有限公司，萨弗迪（Safdie Architects）建筑事务所，以及王欧阳（香港）有限公司设计的方案。2012年12月，未公开的评审团基于中国五行之“气”的概念，选出香港谭秉荣建筑师事务所和吕元祥建筑师事务所的方案；一年后，戏曲中心的预算被大幅削减。
不过其显然无视了福斯特事务所在《城市设计指南》中强调的拱廊街道。2012年底，管理局发起公开竞赛入围评选，共六家国际机构参赛，包括SANAA、坂茂（Shigeru Ban）、伊东丰雄（Toyo Ito）、伦佐·皮阿诺（Renzo Piano）和斯诺赫塔（Snøhetta）等事务所，次年普利兹克奖得主赫尔佐格与德·梅隆事务所的方案中标，将设计一栋总建筑面积达6 150 m2的博物馆。自2007年以来，赫尔佐格与德·梅隆事务所一直在参与香港前中区警署的改建项目，改造后的大馆艺术馆于2018年开放。[27]随着M+博物馆设计与实施工作的迅速开展，其人员和藏品收集也迅速扩大。管理局所得2.8亿美元投资中有6.09亿美元被投入M+博物馆作为当代视觉文化设施的建设及其藏品收集。
这要归功于西九龙开发方案允许调节总建筑面积。尽管设计发生了重大修改，然而在可建面积增加的情况下，施工进度却有所提前。2019年7月，沉降和渗漏问题加剧了场馆的施工难度，[31]该项目预计将于2026年完工。2016年底，时任特区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故宫博物院将依托其皇家收藏，在西九龙文化区开设分馆。[32]2017年，管理局直接委托严迅奇事务所筹建。公布的故宫博物馆设计者人选的条件，必须是具备建造大型博物馆经验的本地设计师，
严迅奇是唯一有上述资格的香港建筑师27。半公益性质的赞助故宫博物馆的建设，管理局则负责该博物馆的运营，以及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管理。[34]2022年7月2日，博物馆开放。建筑的实施面临诸多挑战，但西部“苗圃公园”地块的临时使用显然最为成功。即使施工仍在进行，该公园及绿地系统就已然成为活跃的公共空间。管理局委托荷兰著名景观设计公司West 8和香港刘荣广伍振民建筑师事务所（DLN）设计西九龙文化区的滨水公共空间，尽管这再次超越了福斯特的《城市设计指南》。文化区的概念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已提出，然而实施过程显然拉得太长。区内最早的建筑是TFP设计并于1998年竣工的黄色九龙通风大楼，以及蓝色的西部海底隧道通风大楼，后者是机场核心计划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唯一出地面的部分。直至20年后，该地块才开始出现文化功能设施。文化治理遗留下来的问题，以及理解文化如何作用于社会的事情仍需解决，这加剧了当地对城市精英所推动的全球愿景的焦虑。
，后者通过与TFP和福斯特等竞标而获得了设计合同。31Aedas设计了一座高铁终点站，上部的波浪形屋顶跨越南北并覆盖整个巨型街区。波浪形屋顶呈条纹状，部分区域可用，部分绿化，以开敞或围合的形态向未来的广场延伸。该广场与西九文化区的中央广场相连，面南可俯瞰维多利亚港。人行天桥连接西侧的九龙站。Aecom以其土木、结构、消防和地质工程方面的专业服务，担负公共空间以及东西横跨柯士甸道的地下通道的设计，后者将连通西九文化区。Aedas则提供遗产和绿色建筑等方面的专业服务。7. 十大基础设施项目
西九龙及其各部分被刻意设计成相互隔离的“终端”状态，彼此之间、与邻近城区中间均出现脱节（图8），但是，文化区的理念改变了也挑战了规划与实施的路径。从单一场馆演变为多个场馆，从单一开发商招标的典型香港模式转变为建立独立管理机构来监督建设，使其成为千禧年以来文化主导性议题的杰出案例。尽管西九龙的文化治理在制度框架方面仍面临着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束缚，在社会环境方面也面临着被休闲取代的转变，然而戏曲中心、M+博物馆和故宫文化博物馆等设施的实现，无论作为空间还是作为机构而言，都是空间导向的文化开发的成果。
4 在TFP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方案中，填海工程在九龙站和东部的佐敦之间仍留有一个港湾。填补这一缺口以及从尖沙咀（TST）西海岸延伸至其最南端的填海工程将形成所谓的九龙角。除了九龙站的设计，TFP还对九龙角的未来提出了建议，因此他们的设计视野不仅限于目前九龙站所在的地块，而是为整个九龙角填海区设定了更大的城市愿景。TFP的方案用与九龙站规模的巨型基座建筑填充了九龙角，其顶部建塔楼，从而延续了他们对一个由连续第二地面组成的城市的愿景。
6 1990年规划署发布的《地铁计划选定策略》是首个地域规模的重组计划，表明填海区域是高密度九龙的外溢区。对作为英国殖民政策遗产的都会计划的批判性评估表明，其“疏散”意图实际上从未实现。在1994年的《西九龙发展声明》中，该声明旨在“将都会计划的概念转化为更具体的区域规划目标和指标”，现有的使用模式仅在沿填海区域进行了延伸。此外，发展声明将滨水区指定为向西南端突出的连续绿地。在规划、环境及土地部门于1995年出版的《未来形态》（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一书中，西九龙的总体形象仍然是抽象的。
14 开发投标所需的核心文化艺术设施包括：一座剧院综合大楼，内设3个剧院，座位数目分别为最少2 000个、800个及400个；可容纳最少10 000个座位的演艺场馆；一个博物馆群，由4间不同主题的博物馆组成，净使用面积合共最少75 000 m2；一座艺术展览馆，净使用面积最少10 000 m2的展览中心；水上露天剧场以及至少四个广场。详见立法会. CB(1) 161/03-04号文件-西九文化区背景简介[A]，2003-10-27.
24 尽管西九文化区管理局是一个半自治的法定机构，能够绕过香港众多的官僚机构，但在民政事务局的监督下，需要最高级别的决策者参与，以便通过政策讲线 香港著名的亚洲艺术文献库是当代视觉艺术领域一流的半私立机构，其创始人之一的继父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发展委员会主席，后者在2009年启动了第一阶段的公众参与活动，详见参考文献[19]。将M+博物馆推广为当代视觉艺术和视觉文化的中心，是香港以及该地区更广泛趋势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