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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6月，罗马俱乐部在瑞士伯尔尼举行年会，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福瑞斯特(Forester)在会上就系统动力学理论与方法做了专题报告，受到了热烈欢迎。会后，罗马俱乐部委托他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建立预测人类未来的世界模型。于是福瑞斯特在回美国的飞机上，完成了一个草图式的“世界模型”，即“世界模型Ⅰ”。然后，他又花费了四个星期时间，构造出一个粗线条的，但又能广泛体现世界困境的数学模式，这个模型被称为“世界模型Ⅱ”。这是“世界模型Ⅰ”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被认为一定能成为研究人类如何摆脱困境的有力工具。

　　而后，在福瑞斯特的监督下，组成了一个以他的助手为首的麻省理工学院研究计划小组，这个小组由7个国家的17名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青年人组成，他们花了20个月的时间，耗资25万美元，在1972年3月，提出了作为罗马俱乐部“人类困境”研究计划的著名模型：增长的极限，又称“世界模型III”。“增长的极限”模型将世界看作是一个由五个子系统构成的大系统。这五个子系统是：人口、自然资源、工业成本、农业投资和环境污染。模型利用1900—1970年的有关统计数据说明，人口与资本的发展趋势呈指数规律增长，而自然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都是有限的，这种趋势如任其发展而不加控制，那么人类前景将不堪设想。

　　与此观点截然相反的朱利安·林肯·西蒙(Julian.Lincoln.Semon)发表的被称为乐观派代表作的《没有极限的增长》一书，严厉批评了罗马俱乐部研究问题的方法，同时根据他收集的资料分析，得出人类资源不可能穷尽，生态环境日益好转，粮食的前景不必悲观，人类将在未来达到平衡的结论。尽管“增长的极限”模型有其消极悲观的一面，但它也有积极的作用。首先，这项研究促使人们开始了对全球性战略问题的研究;其次，提醒人们注意地球的承载能力;再次，提出了“不要盲目地反对进步，但是要反对盲目的进步”等有益观点。